党,都是在变态的国家里干涉过政治。一八四八年的全欧洲的革命,法国俄国的革命,也是学生闹起来的。常态的国家就不然了。英国美国的学生从来不干政治,就是因为他们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,用不着他们来干涉。要想避免学生干政,就得要“智识高深、体力强健、经验丰富的中年出来把政治干好”,使政治早日上轨道,否则禁止学生干政是不可避免的。
1932年,胡适在《论学.潮》中又提到,“凡能掀动全国的学.潮,都起于外交或政治问题。这是古今中外人同的现象:凡一国的政治没有上轨道,没有和平改换政权的制度,又没有合法的代表民意的机关,那么,鼓动政治改革的责任总落在青年智识分子的肩膀上。”
“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,政治太腐败了,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(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),那时候,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。”
胡适通过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外国现状的对比,得出这么一个结论。他一生中屡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。
为什么是青年学生呢,他说这个道理很简单:“中年老年的人,壮气早消磨了,世故深了,又往往有身家之累,所以都容易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,不肯轻易参加各种带有危险性的政治活动。只有少年学生的感情是容易冲动的,胆子是大的;他们没有家室之累,理智也不曾完全压倒情绪,所以他们一受了义愤的鼓动,往往能冒大险,做出大牺牲,不肯瞻前顾后,也不能迟徊犹豫。……因为青年人容易受刺激,又没有家眷儿女的顾虑,敢于跟着个人的信仰去冒险奋斗,所以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是由于很纯洁的冲动,至少我们可以说是由于很自然的冲动。”
近代中国,正是胡适所说的那种内忧外患、王纲解纽、军阀割据的变态社会。因此,胡适上是同情、理解学生运动的。他说,“许多学生都是不愿意牺牲求学的时间的;只因为临时发生的问题太大了,刺激太强烈了,爱国的感情一时迸发,所以什么都顾不得了:功课也不顾了,秩序也不顾了,辛苦也不顾了。”
然而,他又很反对知识分子“心有旁鹜,荒置学业,动不动就心动过速,血压升高,痛哭流涕,请愿游行”。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读圣贤书,“稍安勿动,镇静向学”。
1920年纪念五四一周年时,胡适就说过,“单靠用罢课作武器,是最不经济的方法,是下下策。”192年在一次讲话中,胡适也曾说过,“这几年的经验给我们的教训是:一切武器都可用;只有罢课一件武器,无损于敌人而大有害于自己,是最无用的。”
对于学子,胡适的基本主张是“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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