府允许租赁制,对土地买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自己瓦解自己的统治基础份地制。
刘钰对纯粹的封建制怎么造反,不是很熟悉——这是大顺的一些人为了防止土地兼并所一直幻想的变种井田制,土地不能买卖,贡赋征收,供养士阶层。
但感谢幕府的改革,他在日本的农村终于找到了大顺农村的感觉,尤其是兼并土地的套路,熟悉无比。
商人放高利贷,农民穷的整天啃萝卜,借钱只能以地抵押。理论上不准土地买卖,可现实很难监管。
几年前的那场大饥荒中,还不起高利贷,很多人以很低的价格将土地质押给商人。
幕府政体之下,理论上不允许有乡绅地主,可这些放贷的商人只是披着商人皮的地主。
原本是领主、农民的二元关系,中间商也就是那些村子里的头面人物,多收一点,过手的时候多拿一点。
现在则成为了领主、商人地主、农民的三元关系。
理论上的公四民六之外,幕府既然承认了商人可以租佃土地,那么也就在法令上做出了规定,商人地主可以收取百分之十五的地租,这是合法的。
可就像是大顺规定了高利贷的最高利息一样,法令是法令,现实是现实,新兴的商人地主可不会只收百分之十五的地租。
稍微使使劲儿,公四民六的贡赋再加上商人地主的地租,尤其是土佐这种享保大灾荒最严重的地区,土地兼并已经很严重了,佃户的整体地租已经在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,已然和大顺最严重的一些地方差不多了。
五成地租的永佃制在大顺都可以成为“仁政”,刘钰在这边喊出了“三十税一、均分土地”的口号,诱惑力可想而知。
农民恨商人,也恨领主。
可对领主的恨意藏得很深,因为贡赋制度早已习以为常,农夫已经被制度化,认为贡赋理所当然,就盼着领主老爷开恩,少收一点。
可这些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新涌现出的高利贷商人、或者叫新兴地主,这才是农民切身的、最直观的恨。
封建社会,士农工商,是有一定民意基础的。商人富集财富的速度太快了,又不搞实业只搞放贷金融和囤地,招恨也是必然的。
那些放贷兼并土地的商人,也就是刘钰认为的引爆农民情绪的导火索。
幕府十五年前出台的《典当地租佃法令》中对租佃制的认可和几年前的那场大灾荒中的土地兼并,就是这条导火索可以引燃的火药。
这些商人居住在城下町中,城下町不是山城,没有城墙也没有什么像样的防御,只是紧靠着高知城的居民区。
刘钰可以很轻松地攻占那里,然后,揪出他们,当着农民的面,点一堆火,烧掉典当质押的文书地契。
而这把火,足以点燃农民的信任。
现在,要等的就是在南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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