收入是印度的土地税、第二收入是印度的食盐税。
但,李淦是大顺皇帝。
所以,不需要别人告诉他,也不需要一个先知来告诉他:那么大、富庶、人口众多的地方,想赚钱,排前二的肯定是土地人头税和盐税。
这个道理,跟天朝皇帝讲,就好比神秘兮兮地告诉天朝皇帝:太阳是从东边升起的一样,纯他妈废话。
皇帝心说我还能不知道最赚钱的是收土地税人头税和盐税?
工商业赚钱的意识,需要皇帝有极高的开拓想法。
靠土地税和盐税赚钱的意识,需要皇帝不是白痴就够了。
当然这也和传统、国情有关。
所以最先想到在印度搞土地税想法的,是法国的东印度公司的杜普莱克斯,而不是以商贸立国的英国。
以至于后期有段时间,明明东印度公司都控制盐税了,英国工业资本还要求公司放开盐税,以便英国制盐的能跑去卖盐,理由是“垄断盐严重损害了印度民众的健康是不人道的”,被东印度公司在议会一通臭骂嘴上都是百姓心里都是生意。
而对大顺来说,收土地税和盐税,那简直就更国情和传统了。
刘钰在印度画的饼,没有说对国内工商业的促进,甚至也没法说,说不通。
因为如果没有一场瓦解印度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的天灾、人祸,去印度卖棉布那也和跑松江府去卖丝绸、去景德镇卖陶瓷、去虾夷卖咸鱼差毬不多。
而皇帝看到的饼,也是印度的土地税、食盐税。
所以这个饼,对知道现如今印度的中央集权崩了、印度各节度使互相征伐、阿富汗那边再一次冲进印度劫了德里之后,皇帝的心思已经是定的不能再定了。节度使互相征伐,还能缺的了石敬瑭?
稍微一算,就知道至少2000万两的土地税、600万两的盐税。
每年。
皇帝焉能不谨慎为将来挑选人才?
所以这一次西南战略的改变,实则就是皇帝在用西南做考场,挑出来一群擅长治理这种“夷”区的、擅长主动发起战争的人。
这一次川南改革,皇帝把握住的方向,与刘钰在意的方向,完全不同。
谷/span将来等着印度大局将定、和刘钰关系较近的那批人调回来封爵削权扔枢密院养老之后,需要什么样的人去印度?
武官。
需要一个不是在刘钰为帅、为大将出征的另一个战略方向上成长起来的。
需要扔去一个地方,要有主动精神,不要担心擅启边衅,而是要善于抓住机会,主动开启边衅,毕竟相隔太远,事事回报,黄瓜菜都凉了——好比印度俩节度使打的两败俱伤的时候,是直接冲过去收场?还是先回报朝廷,等朝廷决定?
需要经常打那种小规模的战争,在憋到大战之前,通过一场又一场的小规模战争,让对面无力凝聚力量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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