军并未作完全的努力,这并非是消极畏战,而是李润石与王凯,在结合了历史资料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之后做出的有力判断。
虽然在去年时,常凯申就已经被红军北上行动给震住,并且自认为相当重视剿赤工作,但无论是第一次,还是第二次,他的重视依旧还是浮于表面。
毕竟以果府的行政效率,其情报工作至今还是停留在依靠土共叛徒和土共地下党的层次。
所以即便是吃了不少败仗,也收到了手下送来的诸多战报,可这些废柴依旧没有意识到,如今的赤匪,早就不是多了几杆枪能形容的了。
当然,像程刚这样的存在实在是惊骇世俗,确实很难有人能想明白,而按照常规思路去猜测,再高看也达不到红军的底线。
另外,财政和兵力上的困境也是原因之一,刚刚打完中原大战,哪怕是借钱,想要将借来款项购买军械,再拉出壮丁训练成伍,那也需要一定时间来准备。
所以前几次真正投入到战场当中的遭殃军主力,最高时也不到10万,其余的大多是用来滥竽充数的地方军阀,而这些部队打打顺风仗倒也罢了,对阵让他们屡屡吃瘪的红军,实在是上不得台面。
于此同时,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中的这半年时间里,红军或者说土共,其实都处于一个相当要命的转变时期。
高层之间的斗争,白区干部和苏区干部之间的融合,以及整个基层组织的培训,都是一个个艰巨且庞大的任务,在未能做好充足准备之前,即便打了再多胜仗,也很难有条件去消化。
如果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当中拼尽全力,和当时的十几万大军斗个你死我活,当然可以获得最大胜利,无非是代价多少而已。
但是打完之后,付出偌大的代价,如果不能及时扩张根据地,经济上便很容易陷入困境,而过度的扩张,又很难接住敌人下一轮的进剿,自身的干部队伍也承担不了如此繁重的任务。
所以之前的两次胜利,红军虽然也是大张旗鼓地作了宣传,上上下下都对此振奋不已,但少数几个高层干部非常清楚,那不过是把人打疼打退了而已,真章还是得看第三次。
于是,一直等到了七月底,被折腾得不行的常凯申,终于做好了充足的准备,并下定决心和赤匪斗上一场,乃至干脆在洪城长住了下来,不再像以往那般四处游荡。
这点从军队部署上也可以看出来,如陈诚、卫立煌、蒋鼎文等常系重将,能够出现在“剿赤”名单上,自然显示了常凯申对围剿赤匪的高度重视。
但是,时间的延后,却让他不得不面对新的麻烦。
首先是国内的政局变化,今年二月,因在约法等问题上的冲突,常凯申拘禁胡汉民,由此引起两广方面反常行动不断发酵。
五月初,两广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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