’在其中占了很高比例。由于年龄和知识层次存在较大差异,加上语言不畅通、缺乏感情基础,导致以后出现了许多婚姻危机。”叶子平对儿子说道,“高知、洋人、大款,急功近利的中国人的婚姻期望朝着一个又一个的山峰攀延。并因此而创造了一个新名词,傍大款。但是随之而来的,离婚率也高了,因此造成的经济纠纷也很多。”
说起这事儿,叶子平就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,当时也是比较有影响的。
在83年的时候,有36名妇女联合到全国妇联上访,状告她们的丈夫是陈世美。这些女性都是知识分子,她们在过去的岁月里自觉地支持了丈夫的事业,让他们继续学习深造,可凭借文革后的机遇翻身后,这些丈夫们竟纷纷借助新《婚姻法》中的“感情破裂”一条,提出离婚,不要糟糠之妻了。
当时中央领导做了一段著名的批示,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……工青妇都要关心这个问题。”这段批示最终成了上访妇女胜利的武器,36个陈世美没有一个离成婚的。
“但在10年之内,他们全部都离婚了,一个都没有剩。”叶子平说道。
“人心散了,队伍自然就没法带了。”叶开表示道,“其实新婚姻法并没错儿,与其捆在一起打打闹闹,不如早点儿解脱了好。”
不过何晴在这方面显然有不同的看法,“女性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,本身就不能做到绝对的公平公正,而且婚姻法对于女性权利的保护,也做得很不够,尤其是第三者插足之类的事情,仅仅是在道德上予以谴责,并没有严格法律可以维护自身利益,我对婚姻法是比较失望的。”
“话也不能那么说,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一夫一妻制度造成的。”叶开一挥手道,“假如放开这个,实行一夫多妻制度的话,就没有这些烦恼了,只要有本事,你娶几个老婆都行,只要你养得起,这么一来反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了。”
“荒谬的想法!就算是那样,也不能保证没有婚外情发生吧?”何晴对于叶开的想法,立刻予以谴责。
“那就不一样了嘛……”叶开表示道,“既然允许一夫多妻制度了,那么婚外情就要绝对禁止的,只要你上了车,就得补票,而且破坏人家家庭的行为,在处罚力度上也要加大,必须以严苛的刑罚来代替所谓的道德谴责才行!”
“怎么可能,这么多年来,什么时候有过这么严苛的法律了?婚外情也就是道德谴责而已……”何晴否定道。
“所以只能说制定法律的人本身就有问题,他们心里面要是没鬼,怎么可能留下这些尾巴?让一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来制定法律,制定出来的法律自然是漏洞百出,到处都是他们为了自己脱罪而留下来的后门儿。”叶开一针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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